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不厚的书，作者没有写整个明朝波澜壮阔的历史，只是截取了其中短短的一年，写了这一年中有深远影响的几个名垂青史的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

万历：《万历十五年》里最少不了的就是这位万历皇帝，这是他的朝代，这是他当皇帝的第十五年。他是被大多数人所鄙夷的荒唐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三十年不上朝，不承担应有的责任。可是细究根源会发现，他之所以这样也有着他的无可奈何。

登位之初，他就得到了德高望重的张居正教导和辅佐，处处对他严格要求，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他也时时这么要求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目中的这位完美人臣只是对他要求严苛，而对于自己却十分放纵，顿时，他的道德楷模坍塌了，对张居正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虽为天下之主，万历却发现自己无法对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大臣势力，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处处受限制，动不动就被大臣们搬出来的祖宗法制和先贤道德压制，而他自己又缺乏迂回斗争的技巧和耐心，也不懂得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最简单最无奈的方式——置之不理、听之任之。他用这种负气的方式与他的大臣们做斗争，最后是两败俱伤，为王朝的颠覆埋下了隐患。

申时行：作为万历十五年的首辅，申时行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皇帝看来，他是群臣之首；在大臣看来，他是皇帝的心腹，这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角色，他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应对着。

他既要否定有恩于他的张居正的所做所为，又要想尽办法报答恩人的知遇之恩；他既要让皇帝相信他的忠诚，以此获得皇帝的信任，从而使政令得以实行，又要让大臣们相信他的耿直，敢于劝诫皇帝，为了祖制和道德敢于奋勇抗争，敢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他所做的事情似乎总是想两面讨好，左右逢源，徘徊于各种矛盾中，让各种势力达到平衡，但是有时也会事与愿违，两面不讨好，给人留下太过圆滑、老成持重之感。

他所追求的办事原则是处置得当而不生事端，所以他时时防范于未然，不急功近利，处处顺势而为，隐忍内敛，足见他的韬略和城府。他有着清醒的现实感，适应当下所处的环境，做起事情来游刃有余，有取胜的把握，绝不以卵击石、缘木求鱼。

他在任期间，慧眼识才、知人善用、任人唯贤，竭力保全国家的人才，巩固了国之根本，实乃帝国之大幸。他是帝师，又广收门徒，因为他深知道德习惯和人事手腕是在无法改变的体制下最有可能操控的统治手法，而师生关系则是人事关系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既可推心置腹又可管带教辅。

尽管他小心谨慎、委曲求全，但是依然难抵众口铄金，被迫辞任首辅，闲居在家，寄情于诗赋。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回想自己的一生时，又怎能真正忘却那些曾经的往事？他会为自己申辩，为自己鸣不平，但是命运使然，徒留伤感而已。

戚继光：他是一代抗倭名将，战功赫赫，彪炳史册。在文官集团掌管朝政的明朝，作为一名武将，要想做出点成绩，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他以自身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得到了一代权相张居正的赏识和提拔，张居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他的军事理想，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有了后勤资源的有力保障，戚继光在他的军事舞台上长袖善舞、独领风骚，将他的军事理想付诸实践，取得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光辉战绩，保全了国家的颜面，维护了百姓的安宁。

他不是好高骛远之人，在武将处处受制约的现实环境中，他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只要在可以做的范围内，他就会把事情做到极致，做到至矣尽矣。

和申时行一样，戚继光亦知在顽固的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做好的事情，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他笼络财富，报答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他千金散尽，结交各方权势。他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他去世时所剩无几的资产就可看出，他只是用钱来完成他的军事理想，铺平他的梦想之路。

然而命运弄人，当张居正这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一代将星只能卸甲归田，终此老矣，令人扼腕！

海瑞：我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青天，受万人爱戴，与包拯齐名。作者在书中则无情地指出他是一个道德的怪胎，一个迂腐的守制者。

他严格地按照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廉洁奉公，体恤民情。但是在一个缺乏法律而仅仅只是靠道德维系的社会里，他的死板让他很难突破已经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他看不到时代发展的趋势，他不是一个改革者，而只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维护者。他维护从小所学的鸿儒圣贤，维护先帝的法制，甚至维护很多不合时宜的弊端，例如重新启用洪武年间剥皮填草的酷刑来整治贪污。

海瑞是万历年间的道德偶像，但是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他是人性中的一个例外，有着严格的自律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仰，但很难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因为他忽视了人性的根本需求是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满足的，而不是一味地克己复礼，墨守成规，待在原地踏步。这样的人眼光非常狭隘，无法做出一番事业，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张居正：他是万历年间甚至是整个大明朝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早已去世，而且以往的功绩被全盘否定，此时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十恶不赦之人，与他在位时的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容貌英俊，重用人才，洞悉社会发展的禁锢，力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整顿官场和社会的秩序。以他当时在朝中的地位和太后皇帝对他的信任，他也许真的可以顶住各方压力、只手换天，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时运不济，正当他可以大展鸿图之时，却驾鹤西游，留下了身前身后事待与人评说。

当活人斗不过时，死人是最容易被欺负的。他身前所得罪之人在他去世后纷纷站出来，各种有的没的罪名尽情罗织，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而他最终的失败还是源自于失去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这一方面是他的宿敌群起而攻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严于待帝，宽于待己的结果。他要求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可是他自己却骄奢淫逸、独断乾纲，当这样的事实摆在皇帝面前时，不由得他不对这位夕日推崇有加的肱骨之臣失望至极、愤恨至极。于是一时间张居正便从天堂坠入地狱，从无限风光变为祸及子孙，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如果张居正能够多活几年，那么他所主张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说不定是可以顶住压力推行下去的。这些措施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不识时务地抬出祖宗家法、圣贤之言，这些措施较为切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能够较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商业的发展。

如果历史真的可以改写的话，那么明朝的资本主义或许可以有所发展，也许历史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也许有太多未知和可能，然而历史没有给张居正这个机会。

李贽：他反对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在当时是绝对的叛逆。明朝的开国皇帝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格外重视儒 ……此处隐藏8658个字……。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中国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高拱年岁已长，身体渐衰，是看不到张居正下葬了。虽然张居正在高拱临终前的几个月专程拜访了闲赋乡舍的高老，似乎二人已前嫌尽弃、间隙消弥，尘事尽散，梦渐安平。但高拱可以不见张居正之丧，却不能让张居正安寝于墓中，其一纸《病榻遗言》却致一生荣耀致极的张首辅落得个家产尽抄、褫夺谥号、迫夺御赐、子孙充军;惟没有开棺鞭尸，算多少保全了些体面。高拱的“阴招”之险，古今无人能及。张居正生前观世悟禅自言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终变成了破败的华梦，真正“入火聚得清凉”的却是他的继任首辅申时行。人性的阴阳、事情的正反，参悟与执迷，事事与非非，尽在眼前身后。这一切正应和了“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开朝洪武以来的文官制度，历二百年，早已由制度化为骨气，融到了文人的血液里。古怪、清贫而又铁骨铮铮海瑞不得不说是这种骨气的一个典范。一名文官即然为讪君直言可以不惜性命，那官印、荣华又岂能羁绊了骨气。这是一种执拗，也是一种单纯，但却缺少了些情趣。“他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也许固执的海瑞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

戚继光虽有些孤独，但终是生逢时、命合运的，外有倭寇之患，内有首辅之助。他虽然改变不了陈旧的体制，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最大地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止止堂的座右铭吧!“他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他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李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得让人理不出头绪。“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李贽也走了这条路了，读了经史子集，做了官。可后来却辞了官，寄居于朋友家研究起了史学，要做学问家。这读书是目的呢?还是路径呢?怎么当路径走了一程，转而又变成目的了呢?既然把读书变成了目的，一介儒生，后来为什么又遁入空门，出家了呢?逃离了世俗的羁绊，又去研究世俗的经史，这倒底是出世了?还是入世了呢?李贽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孩子。他极度自我，却又没有自我，正如“自我只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他在狱中自裁气绝前写了王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来解释他的死因，也是极为贴切的，不知求何所求?他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建设些什么，但他从他的阅历与思考中知道，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应当打破些什么，只是生命将息，力不从心，无所求了。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自此以后，万历不朝。

记忆中的天子，记忆中的皇帝，是穿着嵌着玉龙的皇袍，带着串着一条条珠子的皇冠，高高在上地坐在列主列宗所传下来的皇位上。他的一个指令，所有人都要听之任之，甚至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代表着上天的指令。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去，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深藏其中的悬秘，是他才能无法施展的无奈，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他人的关注，是他的私生活受到他人的干扰。

皇帝，这两个字眼让人联想起的便是“九五之尊”这四字。那么，你肯能会问，即是九五之尊，那么他会受谁牵制？有怎样牵制呢？其实，皇帝受臣下牵制在过往朝代中不少，但是过往朝代的皇帝好像都能选择出正确的决定。李世明之时，虽有多数官臣进谏，但那只能算得上是建议与指责罢了，李世明也会听从臣下正确的建议而采取措施。而万里在任时却与之不同，万历很小的时候就上任了，受着臣下的辅佐，所以官臣进谏已经算不上是建议，而是带这威胁之意。

明朝时代是极重视礼仪和仪式的，明朝时也是主张以道德、伦理治国，而不是以法制国。早朝和午朝是明代以来特例独行的，早朝过往的举行是风雨无阻，礼仪也极其讲究，到了万历之时才被罢免了。而经筳是皇帝不可免去参加的一种仪式，经筳是通过讲历史来劝谏皇帝。虽极为繁琐，但万历皇帝仍作为学生未缺席过。

转折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以及立嗣问题上。作为皇帝的老师兼首辅张居正先生，生前有着功名，用自己的权利压制一切反对他的势力。死后，各种污名被清算，受贿赂，动摇皇帝的决策，各种罪名使皇帝对自己的老师连一点的敬仰之情都不剩。立嗣的争执，万历想要“废长立幼”却不能直接提出，万历便一拖再拖，最后不得已，只能听从文官的安排。经历了各种变故使万历看透一切，本对生活无热情可言，现在只对生活充满厌倦，他开始消极的方式对待，以无为治国。最后他连经筵也不出席。受阻之后，他便不再出紫禁城一步。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官集团出现了“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小事倒有人夸荐”仗权欺人的形式。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以致出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种局面。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其实，作为老百姓更为好些。虽没有九五的权利，但有着柴米油盐简单的乐趣：虽没有九五之尊高高在上的霸气，但有着自己内心的自由。虽被称为庶民，但也有着贫穷的快乐。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九五之尊，并不是最完美的，因为皇帝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九五却是处处受绊。

权力与羁绊，永远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当你想要拥有权利识别忘了还有约束在你身旁，“简单就好”，“且行且珍惜”，这两句话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两句话也是在告诫我们满足当下的生活。